其实归于游客的心理也就可以将自己敷衍过去，但“情哥哥偏寻根究底”，结果二人都认定，“欲的胎动是无可疑的。正如水见波痕轻婉已极，与未波时究不相类。”其二，既然有“欲的微炎”，何以卖歌的找上前来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二人说法不一，朱自清说他是受到道德的制约，俞平伯则说他是因为一种“似较深沈的眷爱”，他且背诵周作人的诗句来说明这立场：“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孩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后者是人道主义的态度，究其实还是一种道德感，不过是由内向外推己及人而已。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上，如此一本正经地讨论这等问题，若过去的风流文人有知，一定要大呼“煞风景”。其实过去的人对出入风月场，也不是全无顾忌，在一般人眼中，接近妓者总算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

　　但在旧时的人，那或许是担心会于个人的前程有碍，通俗文学中叙述因沉醉勾栏而败家或自毁前程的劝惩故事，委实不少；要不即是对欲望本身怀有罪恶感，声色之乐则正是欲望也即罪恶的证明，至于是否是对女性的侮辱伤害，非其所计。在朱自清、俞平伯，问题则在于“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稔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同情歌者的不幸，古代文学里并非没有，君不见浔阳江头，“江州司马湿青衫”？可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叹，大半倒是对自己宦途多舛的自怜，即或怜惜瑟琶女，也是怜其个人的遭际，不像朱自清，其对“赏玩”态度的自责，乃是基于现代的人格平等的意识，具有更多道德原则的意味了。人格平等，似应是现代人共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