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相信，后来的人未必会像朱自清、俞平伯那辈人将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毕竟是启蒙时代的人，人生的种种都可以成为事关原则的“问题”，什么事都要来一番“为什么”的追问，且要得到理性上的彻底解决，而对于他们信奉的新道德，他们又自有一份后人所不及的执着与虔诚，——这才有朱、俞二人口问心，心问口的自我审视，他们也才会从一次游玩的尴尬中“升华”出如此严肃的讨论，而且郑重其事地宣示于众。幼稚可笑么？有点。大约只有未经世事的年轻人才会这样“小题大做”煞有介事，玩世不恭的人甚至要怀疑他们在那里“为文造情”，因为太不自然，太像做文章。然而游记里夹上那样一通议论有硬“做”的味道是不假，生硬笨拙里投射的却恰恰是作者情感态度的诚与真，——那似乎是五四文学的典型特征。幼稚也罢，可笑也罢，那里实有五四一辈人的不可及处。试想求之于今日，求之于我辈，那份认真岂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