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2001年我踌躇满志踏入苏外的校园，眼前的景象却让我大吃一惊：新校舍尚未竣工，校园里机器轰鸣，满地泥泞，而年龄跨度大至12岁的上千名学生，只能艰苦过渡。那一晚，我在临时租住的房子里辗转反侧，不断问自己“苏外该往何处去？”。

　　没想到，对这个问题的不断追问，成就了我的十年；更没有想到，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笨拙的我却成了一个舞者，在一组组矛盾的漩涡中，痛苦而陶醉的舞着，舞过了三千多个日出，舞过了三千多个日落……痛并快乐2001年，苏外从公办性质转为了民办性质，此举对于苏州教育而言，是多元体制办学的一个创新尝试，但对于苏外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接手时的苏外，正在转制的阵痛中煎熬。

　　由于转制牵涉到诸多问题，老师们有的担心退休后生活得不到保障，有的担心业务能力得不到充分施展，有的为家属问题无法解决而愁眉不展……于是一批批教师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留下来的教师人心惶惶、无心教学，走进教师办公室，我听到他们热烈探讨的不是教学，而是自己该如何抉择，是走还是留；新进的教师，也是目光游移，心存疑虑……苏外就像风雨飘摇中的一艘小船。转制初，每年的四到八月，我的心都在担忧、紧张中煎熬，因为要面对教师们一张张递上来的辞职报告，要一个个苦口婆心地与他们谈心，劝他们留下，甚至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出苏外，却再也不回来。

　　最多的一年，有14名教师选择离开，压力可想而知。至今记得那个最让我心焦的上午，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学骨干选择离开，前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团队与她轮番长谈，分析了苏外将来的走势，谈了自己以后的构想，谈了她将来的发展，不断劝说，甚至几近哀求，我目不转睛地捕捉着她脸上最细微的表情变化，使出了浑身解数寻找转机，她终于点头决定留下。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她又改变了主意，选择不辞而别，拿着东西悄悄地登上了另一所学校派来接她的小车。一听到消息，我急忙奔下楼，叫上其他几个校级领导和司机，“快，去把她追回来，我们一定要把她留住！”，那时候，这位老师已经走了一段时间。我一边焦急地在车流中搜索，一边飞快地在脑中盘算该如何挽留她，让她重新回到苏外来。终于，我们先他们赶到了那所学校，焦急地在门口等候，并不断给她发短信：“回来吧，苏外需要你，我们一起好好干……”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

　　却始终不见他们的身影，终于，我们收到了她的回复，我迫不及待打开短信，可收到的，却仍是一个否定的答案。那时那刻，我心中一片凄楚失落。可我知道，这样的情绪在其他校领导面前一点都不能流露，因为惴惴不安的他们都用期待的眼神等着我的“定心丸”，而我的丧气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士气，于是我定了定神，微笑着一挥手：“没事，咱们回去吧，其他老师还在等着我们呢！”

　　是的，苏外还有一个大家庭在等着。当而今的苏外不断发展，在社会上获得赞誉连连，不少出走的老师选择了回归，更多的优秀人才涌入苏外。现在的苏外已经是拥有275名教师的大家庭，每当我穿梭在走廊，看到那些鲜活而年轻的面孔，看到他们在讲台上光彩四射、挥洒自如，我的心里，快乐而骄傲的涟漪就圈圈荡开去……

　　作为一所转制学校，苏外特殊的身份使它有了更灵活的机制，得以在政府和董事会的大力支持下，不断跳跃式地前进。可恰恰又是这一特殊的身份，让苏外跨出的每一步都必须尤为小心翼翼。因为一方面，社会对转制学校普遍有成见，另一方面毋庸讳言，我们的效益观更多元，要在考虑成本，考虑社会效益，考虑师生利益，考虑可持续发展等的限制中，求得学校最大的利益。

　　同时我们面对的是比一般公立学校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学生、教师、家长、社会、董事会、政府，与任何一方的关系没有处理好，都可能对苏外造成致命的伤害。转制之初，为了给苏外教师争得应有的权益和待遇，我四处奔走，用嘶哑的声音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政府和董事会的全力支持，当拿到批文的那一刻，我兴奋地拍起了大腿。

　　最初，中外学生是在同一个课堂里学习的，但渐渐地来苏外求学的海外学子越来越多，为了针对这些孩子不同的文化背景，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我提出成立专门的“海外部”，将这些孩子分离出来单独授课。没想到，这个方案出台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由十几个台湾妈妈组成的“声讨团”开进了学校，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并指着我的鼻子说“苏外这样做就是为了多赚钱！”

　　不知何时开始，由一个妈妈带头，十几个妈妈都用英语开始与我争吵，态度极其不友好，我被他们包围在当中，承受着唇枪舌剑，用英语耐心地解释着学校这样做的原因，并承诺一定会对学生负责。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天天如履薄冰，已经记不清接待了多少家长，看过了多少冷脸……终于，海外班不仅平稳过渡，还成为了后来国际部的雏形，我心里的石头这才慢慢落了地。除了外来的压力，有时还会“后院起火”。我一直认为，在教育事业极其发达，公立学校强手如林的苏州，苏外必须不走寻常路，不断创新开拓，跳跃式发展，才能求得一

　　席生存之地，因此，我常常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这份“大胆”却常常给我的团队带来惊心动魄的洗礼。

　　2005年，苏外已经呈现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态势，我大胆提出创立英特班，主要是为了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强调英语的强势渗透，在开设中文的语文、数学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全部由外教负责教学的数学、艺术和科学课，并让外教担当班主任，此外，每周还在这个班开设5节钢琴课。我一提出这个设想，从上到下听到了无数反对的声音，“教材要重新研究，练习要重新编，哪有那么多精力啊！”“办这个班万一失败了怎么办，那整个苏外的牌子就砸了，稳一点不好吗，何必自讨麻烦呢！”甚至还有人对我冷嘲热讽，说我就是为了炒作，玩概念……反对的声音可谓一浪高过一浪。

　　说实话，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我也曾经犹豫，万一失败了，我自己这个校长可以不当，可那些把前途托付给苏外的学生怎么办，把事业维系在苏外身上的老师们怎么办？！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反反复复地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考虑着十年后全球经济文化可能的走势和那个时候需要的人才，最终毅然决定放手一搏。

　　开班后的一年中，我无数次走进英特班的课堂，像学生一样坐在课桌前听课，与老师和国际部领导探讨着教学与管理的细节，首批20个孩子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我都烂熟于心，因为我知道，英特班“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事实证明，英特班的创办是成功的，从英特班走出来的孩子，个个都学贯中西，自信大方。后来，苏外又创办了艺术班、引入CIE、GAC、DSD等课程，成为苏州地区率先实践多种类、多国别课程体系教学的学校。从1种班级到11种特色班级，苏外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给学生搭起了“立交桥”，让他们不需要为高考的独木桥所禁锢，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才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上升平台……

　　很庆幸，苏外的每一次尝试都还算顺利，我才可以在这里轻描淡写地描述着每一次的惊心动魄，而内心曾经的惊涛骇浪，苦涩与忐忑，只有自己可以了解。每一天，我都像在钢索上行走，小心翼翼，生怕有半点疏漏。当压力、挫折、困难像山一样铺天盖地而来时，作为学校的主心骨，我却不能在教师面前流露半分，只能孤身一人驱车到太湖边，面对浩淼烟波大喊大叫，于无人处独自宣泄着心中的郁闷和痛楚。但是，我用朱镕基总理的话勉励着自己“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文化与小细节我一直认为，教育现状的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其实反映的正是文化观的缺失，具体说就是文化视野的逼仄与狭隘。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教育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挣脱束缚，开放空间，扩大视野，建构起以大文化为基础的新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于是，最终我和我的团队定下了苏外的发展路径——要办一所以强化外语教学，实施“大文化视野”下的多元教育实践，培养能力强、素质高、精英化的“国际公民”为特色的“名校”，为祖国培养未来的强者。在这样的定位下，我们开创了多个特色班级，改变了三好生的评价方式，增加了双语小专家、数学小博士等十个项目的评选。以更好地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特长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