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上的虫鸣

　　沃洛佳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鄂伦春人。

　　我认识许多鄂温克和鄂伦春族，但是仅仅知道他称得上是一个鄂伦春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和现在一样，是在哈尔滨到老家塔河的火车上，这火车可以一直跑到西林吉。跑到边境线附近。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那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在上大学，因为所学的科目的原因，我似乎有成为民族志学家的意愿。故乡塔尔根在绵延的大兴安岭东面坐落着，塔河和呼玛河在北边汇聚成通一条河流，向东南奔流汇入黑龙江，我和那里的村民和护林员们都很熟悉，一个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们对各种树木、灌木和浆果的名称。

　　同样的，就像今天，我乒乒乓乓地拖着箱子走上哈尔滨站的月台（这站台有种50年代工业运动的遗风），向点着一根烟的列车员扬了扬车票，就大步流星地走向车厢里的长椅坐下来，这趟车没什么人，我座位上的灯恰巧又烧坏了，我就只好倚着半开的玻璃窗，好奇地望着对面黑漆漆、空荡荡的站台上横放着的一辆小拖车，望向更靠近火车轨道的地方：那里一个卖各种“旅行物资”的老爷子拧亮了他那绑在一根竹竿上的白炽灯泡，就在这橘红的灯光下饶有兴味地捧着黑匣子听广播。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绿色火车的车厢是怎样的安静，寂静像一盏灯一样给整个车厢染上了奇异的、近乎神秘的色彩。幻象沙沙作响：我那时充满了各种奇怪的想法，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我望着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风呜呜地叫着，再就是一辆相向而行的火车汽笛骤然响起，大灯一闪而过。

　　当时我专注于对森林游牧的满—通古斯语系民族的研究，当然不是完全的学术研究，而是带有一些不严谨的成分，我整夜整夜地望着窗外，脑子里飞快地浮现一些断断续续的词语，一些自己想象出来的图像：鄂伦春、“雅库特人”、撮罗子、氏族时期、勒拿河时期、额尔古纳河时期、白那查山神、萨满舞……可是我最后还是在这种半梦境的情形下睡着了，半夜里有人上车坐在我对面，我一惊，头碰在了窗沿上。

　　等到我迷迷糊糊地抬起头，再次望向窗外时，对面的座位上传来一个声音：

　　“哥哥好！”

　　我转过头：一个小男孩坐在我对面，我和他打了个招呼，就又回头望着窗外。我们想必已经到了内蒙古境内了，一连停下的几个车站都有蒙语的标示，铁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初夏的草原，风从外面带来一阵又一阵说不出的清香。我用眼角的余光留意着对面的座位，那孩子还在看我，不时露出羞怯的微笑，终于鼓足勇气细声细语地冒出一句：

　　“我认识您，妈妈说您是大学生，在北京念书的。”

　　“你一个人吗？”

　　他摇摇头，指了指一个刚刚走过去的列车员：他的亲戚在这班车上工作。

　　“我们是邻居，您家绕过两幢房子就是我家。”

　　我费力地在记忆里搜罗着，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那是一户鄂伦春家庭，60年代从大兴安岭迁来。孩子叫做沃洛佳，不会说鄂伦春语，普通话倒说得极好。

　　我没再多说什么，而是继续专注于幻想，痴迷地注视着在车窗外玻璃外面奔跑着的灰绿色的大地，这里少见蒙古包，村子里的房屋大多数使用桦木造的，屋框有时漆成蓝色，有时不漆，只挂一条蒙族人的蓝色哈达。屋檐无一例外地低垂着，好像半眯着眼睛。

　　快到塔尔根了。如果进了黑龙江省界，从车窗向后望，看见西南方隐约出现包括伊勒呼里山一系列山脉的青色轮廓，而前面西北方出现了白卡鲁山雾气环绕的身影，就说明离家已经不远。

　　火车只在塔尔根停三分钟，塔尔根是个小站，一块铁皮站牌棱棱地截在地上。正是七月份的天气，太阳不大却亮的出奇，从铺枕木的煤渣石到田野间散落着白砂的小路，都长满了一种高茎的，玫红色六瓣的野花，细小的藤蔓爬在木头做的电线杆上，天上横着很多条电线。

　　沃洛佳在我后面下车，我能听出来这个十岁的小孩在用一种轻快的，惯于旅行的脚步走路。

　　正午的田野里没有一道影子，亮晶晶的草地上时而传来乌鸦“啊—啊—”的悲切的叫声，时而我们的脚下也传来毕毕剥剥的点头似的声音，一低头：刚刚正好踩碎了一棵松果。草丛沙沙响，白杨树簌簌地摇动，而在这一切声音的后面是一种宏大然而轻微的，潮水一般的声音：无数的鸣虫正为夏天振动翅膀。这声音让人产生各种奇妙的幻象：鄂伦春、鄂温克、驯鹿、雅库特、住在森林里的人……

　　“这是金铃子在叫呢……”他偏过头。“这是蝈蝈的声音，好像锯木头。”

　　他对我说，他曾经看到有人在桦树皮上画一些驯鹿、太阳、人和森林的图像。他说他想当画家。我暗地思忖，一位抽着烟斗，带着狍皮帽，衣服上沾着芬芳的桦树木屑的鄂伦春工匠，就这孩子心目中画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