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要不要上厕所？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吗？”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吗？”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吗？“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上载者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吗？”

　　菲力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价值拔河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