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误解是，遭遇欺凌是成长的契机。

　　部分家长和教师误认为遭遇欺凌是无害的社会互动形式，或者是个体成长、人格提高的必经阶段。他们错误地使用“受害者归因”，将欺凌事件视为个体无能的表现，如孩子太笨了，活该被欺凌，认为欺凌是未来成长的契机。他们普遍采取的是欺凌“规范化”和伤害“无害化”的处理策略，最终助长了欺凌者却责罚了受害者。更多研究表明，欺凌并非成长的契机，而更多表现为成长的烦恼。对于受害者而言，欺凌行为不仅不能增加其心理弹性，反而会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如沮丧、焦虑和孤独，甚至自杀。而且，一旦受害者顺应了成人的错误归因——将欺凌视为偶发性、不可控性的事件，如运气不好，或者自我保护能力太弱，由此引发不当的自责将更容易强化欺凌的内部化影响，甚至反向破坏受害者的神经生物结构，进一步加重其伤害程度。

　　第五个误解是，惩戒性政策会减少欺凌。

　　部分校长、教师、媒体等宣称惩戒性政策，如基于严密监控下的零容忍政策和法律，停学、转学、教育或法律惩戒等，会减少欺凌，部分学者也助长了这种误解。国外欺凌治理的初期也有类似阶段，更多地采取法律策略而忽略了教育干预、关系修复等策略，但惩戒性策略并不一定会减少欺凌，甚至可能在“以暴制暴”中滋生新的欺凌。作为传播把关人和“意见领袖”的校方，如果采取“监狱式”规训监控和“反恐式”严苛惩治方式，将会降低学生的安全感并增加空间压迫感，甚至无形中传播了暴力文化，并制造了新的欺凌行为。

　　欺凌是一个系统治理工程，需要“软硬兼施”，而该政策未能观照“个体互动层面”，容易忽略“个体关系层面”的修复，并可能增加受害者不敢报告学校的风险，从而降低了政策的效能。

　　总之，在欺凌的风险治理中，面对利益相关者的几种误解，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需要构建利益共同体，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相关认知支持，加大观念培训力度，避免教师等利益相关者对欺凌认知的污名化、标签化和偏见化。改变欺凌需要首先改变成人的观念。也只有如此，我国校园欺凌的整体治理才能实现良好的生态化合力。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大庆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