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峰山是北平一带的民众信仰中心。自从明代造了碧霞元君庙以来，直到现在约三百年，不知去了多少万人，磕了多少万头，烧了多少万香烛，费了多少万金钱。这着实是社会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要找一篇关于妙峰山的记载，除了凉朝官在笔记里偶然提起几句之外，是找不到的。这没有什么可怪，烧香的民众和作文的士大夫们站在两个世界里，他们本来是各不相关的。

　　我自民国元年到北平，直到九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时间不为不久，但绝不知道有妙峰山进香的一回事。这也难怪，这座庙离城百里，太远了，接触不到。虽是城内墙上每年必贴着许多香会的报贴，阴历四月初旬又有无数“带福回家”的特殊人物，但天下的事情不入我们的意识的何啻万千，这一点事情熟视无睹有什么稀罕呢！

　　自从民国九年的秋天我和陈万里先生游西山，入山很深了，方始走到妙峰山。那边的庙，因为筑在很小的山顶上，没有多少屋宇，那时又不是进香的时候，人迹很稀，所以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只有从三家店到妙峰山的一条路上屡屡看见小而新的庙，一座座地关着门，觉得有些奇怪。问驴夫，说是茶棚。山里为什么要有茶棚呢？茶棚为什么要造得这样讲究呢？当时曾起过这些疑问。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的太多了，我哪得一一去问个究竟呢，所以也就搁着了。

　　隔了四年，我又和吴缉熙先生游三家店，渡浑河。那时恰巧是阴历的四月初八，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每座小庙——即四年前的驴夫告我的茶枞——又都击着磬，唱着喝茶喝粥的歌，庙内外歇着无数进香的人，每到一个人就到神座前磕一个头，这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跟他们一同上妙峰山去看看了，可是过夜的东西一些没有带，只得回家。这次回家之后，街坊上贴着的会贴便一一映入了我的眼帘。

　　忍了一年，会贴又出来了。这个好奇心再也不能制止，就请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派我们去调查。承兼士先生的允可，我们的调查团于十四年四月三十日（阴历四月初八）出发了。这一次虽仅仅首尾三天，没有尽量调查，但获得的材料都是新的，整理这些新的材料感到无穷的快乐。整理的结果，在《京报》副刊上连出了六次的《妙峰山进香专号》。那时颇激起社会的注意。

　　又隔了三年，我们在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里编印《民俗丛书》，就把这几个专号编成一册《妙峰山》，十七年九月，这本书出版了。

　　我常想，能够注意这个问题的，怕全国只有我们几个人吧？我们调查的固然不详细，但比我们详细的还有谁呢？倘使我们不作这一次的调查，将来这件事情消灭了之后，再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人知道那些情形呢？所以我在这书的序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