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昭明太子，即南朝梁武帝长子萧统，立为太子，未及位而卒，谥号昭明。他信佛能文，曾招聚文人学士，编集《文选》。

　　但天目山的茅棚以及茅棚里的和尚，却没有那样的浪漫出奇。茅棚是尽够蔽风雨的屋子，修道的也是活鲜鲜的人，虽则他并不因此减却他给我们的趣味。他是一个高身材、黑面目，行动迟缓的中年人；他出家将近十年，三年前坐过禅关，现在这山上茅棚里来修行；他在俗家时是个商人，家中有父母兄弟姊妹，也许还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明说他中年出家的缘由。他只说“俗业太重了，还是出家从佛的好。”但从他沉着的语音与持重的神态中可以觉出他不仅是曾经在人事上受过磨折，并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泄漏着他内里强自抑制，魔与佛交斗的痕迹；说他是放过火杀过人的忏悔者，可信；说他是个回头的浪子，也可言。他不比那钟楼上人的不着颜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里逃来的一个囚犯。三年的禅关，三年的草棚，还不曾压倒，不曾灭净，他肉身的烈火。“俗业太重了，不如出家从佛的好；”这话里岂不颤栗着一往忏悔的深心？我觉着好奇；我怎么能得知他深夜趺坐时意念的究竟？

　　佛于大众中　说我尝作佛　闻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闻佛所说　心中大惊疑　将非魔所说　恼乱我心耶

　　但这也许看太奥了。我们承受西洋人生观洗礼的，容易把做人看太积极，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让，把住这热虎虎的一个身子一个心放进生活的轧床去，不叫他留存半点汁水回去；非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决不肯认输，退后，收下旗帜；并且即使承认了绝望的表示，他往往直接向生存本体的取决，不来半不阑珊的收回了步子向后退：宁可自杀，干脆的生命的断绝，不来出家，那是生命的否认。不错，西洋人也有出家做和尚做尼姑的，例如亚佩腊①与爱洛绮丝②但在他们是情感方面的转变，原来对人的爱移作对上帝的爱，这知感的自体与它的活动依旧不含糊的在着；在东方人，这出家是求情感的消灭，皈依佛法或道法，目的在自我一切痕迹的解脱。再说，这出家或出世的观念的老家，是印度不是中国，是跟着佛教来的；印度可以会发生这类思想，学者们自有种种哲理上乃至物理上的解释，也尽有趣味的。中国何以能容留这类思想，并且在实际上出家做尼僧的今天不比以前少（我新近一个朋友差一点做了小和尚）！这问题正值得研究，因为这分明不仅仅是个知识乃至意识的浅深问题，也许这情形尽有极有趣味的解释的可能，我见闻浅，不知道我们的学者怎样想法，我愿意领教。

　　①亚佩腊，未详。

　　②爱洛绮丝，十二世纪时一位法国青年女子，因与她的老师阿卜略尔恋爱而导致一场悲剧，终而遁世。

　　十五年九月

　　题为《天目山中笔记》。既曰“笔记”，则不一定与山有关，或许只因是在山中所记而已。不过，山也并非和本文主旨完全无干。天目是浙西名胜，山色秀雅，多奇峰竹林。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天目当然是名山，因此与佛与禅息息相关。从作为题记的那段偈语，我们就能对本文的用意有所体察。

　　劈头一句“山中不定是清静”：有松声，有竹韵，有啸风，有鸣禽——“静是不静的”，因为有“声”。有“声”，却不是俗世的营营嗡嗡，是天然的笙箫，纯粹、清亮、透澈，是天籁，不污人耳聪倒使人心宁意远，不静反是静。“声”之后写“色”——目所能及的一切：林海，云海，日光，月光和星光，并非纷扰熙攘的百丈红尘，故而人处其中自在而满足。

　　读到这里我们似乎能感觉到那么一点点志摩的境界了，却依然怀疑距离那则有“佛”和“法音”等字样的偈文太远。直到他在对山中钟音一番颂赞之后感叹：“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钟这种单纯的音响，是一种洗净智灵的启示，它包容了万世万物于其怀中安眠，是大音、大相，无始，亦无终，无声，亦无色。

　　本文的重心其实是写了与佛有关的两个人物，也就是天目山中的两个和尚。

　　由宏大微妙的钟声自然就联想到了打钟的人。钟是昼夜不歇、片刻一次的，打钟的和尚也已不间歇地打了十一年，连每晚打坐安神也挽着钟槌；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痕迹或失眠的倦态，倒有自在的笑意；不刻意念什么经更或竟不识字，只知身处天目而对其他细节无所关心（志摩在这里设计了一个绝妙的问答）——这一切都使我们想起了佛陀在《经集》中所云：“那些超越疑虑，背离苦恼，乐在涅槃，驱除贪嗔，导向诸天世界的人，乃是行道的胜者。”这种“胜者”，也是“圣者”，志摩感到是他的（也是我们的）“俗眼竟看不出什么异样”来的。

　　无忧无欢，无智无聪，圣者证道于平常，这是志摩所能设想的佛家的最高境界，却绝不是志摩所能企及的。志摩所能企及的（也就是自感能以身处的）是另一种和尚：他不是如前一位平常而悠远的那种，也不是冥坐苦修、鹄形鸠面的那种。他住在茅棚里，家中尚有亲人竟或还曾有过妻子，至于向佛的缘由他只肯解释说“俗业太重”；他人事上受过磨折、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禅坐和草棚尚难压倒其肉身的烈火，是个修道者也是个活鲜鲜的人；他或许是个忏悔者，是个回头的浪子，是佛与魔在内心交战的逃离色界的囚犯，出家仅为了情感的解脱或自我痕迹的消灭——这也许倒象志摩本人某种心境的写照——这样的佛徒能使志摩尤为感喟，正如脸有风霜的妇人往往比明眸皓齿的少女更令人神授魂与一个道理。

　　很难再具体考证志摩在二六年秋写下此文时的心态，恐怕也没有这个必要。志摩一向被视为一个情感充溢、踊跃入世的诗人，这固然不错，但此文也确实见出诗人心灵的又一层面。我们这样说还有另外一个例证，那就是志摩在其名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对佛音梵呗的顶礼和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