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女儿上的早教课，是要大人陪的。10人左右的课程，出现的大人比例通常如下：妈妈4-5人、阿姨2人、外婆2人、爸爸1-2人。每次，上课老师要轮流向这四种角色的大人分别打招呼。

　　我通常是那1-2个爸爸中之一。不过我并没有多少异样的感觉。从通常的社会意义角度，我能理解那些未出席的父亲。尽管我自己，也是一位创业者。

　　在30-40岁这批“前中年”的中国爸爸群体里，平均每周能有多少时间陪伴孩子？在目前还没有权威统计。

　　男人在这个年龄阶段，通常处于年富力强的职业上升期，当然也是关键时期。如果40岁后还不能到达某个社会位置或者财务位置，传统的观念就认为接下来其职业生涯的希望不大了。而在这个时期，通常孩子出生及尚处年幼，家庭杂务大幅增多。Work/Life balance的问题，不仅妈妈面临着，爸爸也同样不可避免。只是在传统观念里面，相关的探讨不多。

　　这个问题，也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表明，美国爸爸每周平均花7小时在育儿上。这个数字尽管比1965年的2.5小时有大幅上升，但如果考虑到周末所花的时间，中国爸爸这方面的数字应该不会比美国爸爸逊色。美国妈妈每周平均所花的育儿时间，在2015年是18小时，仍然两倍于爸爸不止。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推崇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对男人似乎没有严格的育儿期待。但近年来，自媒体公号发出的“婚内单亲妈妈”、“丧偶式育儿”等带有夸张色彩的论调，实际上是对缺位的父亲发出警示：在男女工作状态越来越平等的今天，为何在育儿上，爸爸的投入仍然不见得能够赶上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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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来宁是一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民谣歌手。他发行过个人专辑，也经常举办个人演出。但是他的正职，是一名财务经理。之前，他在普华永道工作近十年。同时，他也是一位三岁半男孩的爸爸。

　　安来宁和儿子

　　一位四大工作人员的时间表总是繁忙的。早上他陪孩子吃早餐之后，送孩子坐去幼儿园的校车，他在七点左右也差不多要出门了。我采访他的那一天，是他到一家私人银行金融公司报到的第一天。这份新工作的通勤时间比之前单程多了半小时，需要80分钟。但是他考虑的是，新工作可能会带来比四大更平衡的生活节奏。

　　每天晚上，安来宁通常在8点到家，能赶着在孩子睡觉之前给他讲上三个故事。孩子最近喜欢恐龙，通过恐龙学了不少字词和知识，他还喜欢小猪佩奇，以及各种各样的车。

　　这一年，安来宁在个人的音乐发展上放慢了节奏，排练基本也只保留一周一次。偶尔会有表演，但到外地演出少了。而他太太在做人力资源咨询工作，有时也要忙到半夜归家。

　　事实上，以目前的职场工作时间加上通勤，职场父母们每天基本也就和孩子只有一顿早餐相处的时间，他们中至少一方，往往在下班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上床睡觉了。特别是年幼睡得早的孩子。而那些上晚班或者夜班的父母更甚，他们半夜回家，早上往往晚起，作息完全和孩子错过。主要陪孩子的时间都在周末。

　　安来宁认为自己在育儿上尽力了，工作的繁忙在金融行业不可避免，幸好家里有老人的支持。

　　中国和美国的家庭结构很大的不同在于，有相当比例的家庭是三代同堂，老人倾向于和孩子住在一起，帮忙照顾幼儿，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但这样也更容易把家庭中的年轻爸爸从育儿事务中排除出去，“反正你也不擅长，就不用管了，安心工作赚钱吧”，这是通常的论调。

　　事实上，男女在带娃这件事上，出了哺乳期之后，并没有多大差别，育儿所需的技能都可以习得并逐渐熟练。而且，男性在体力、耐力上其实比女性更胜一筹。陪孩子折腾，出行时抱孩子等等工作，男性更有持久力。甚至在研究婴儿车、安全座椅等工具上，男性也有天然的优势。

　　但因为长期不被赋予责任或者期望，会导致部分爸爸索性长期在外，甚至分居两地。反正要应酬，总会应酬不完的，还会有自己的爱好圈子，三五故交。这样就导致了夫妻之间的生活内容容易产生断裂不能接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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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正在起变化。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事业上取得不逊于男性的成功，她们收入甚至足够独立养家。而在育儿上，爸爸的作用越来越被强调，父母的合理分工也成为共识。甚至，全职在家的爸爸，所受的社会压力也不比以前大了。

　　与此同时，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使工作模式和以往有了不少变化。创业的人越来越多，在家工作或者移动办公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享有比以往刻板的朝九晚五更自由的时间分配权力，却也自然承受着其他的压力。美国在家工作的爸爸人数在2012年达到了200万，是1989年的2倍。其中有21%表示他们的动因是为了更多照顾家庭。

　　卢丹和女儿

　　前广告人卢丹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回家孩子已睡觉，醒来孩子已出门”的时期。广告公司不断在提案和比稿，直至深夜，和孩子的相处时间基本都只在周末。后来他辞职，在上海五原路开办了果篓果汁店。

　　店开得红火，作息也随之有了变化。现在，周末果篓经常被各种文创市集邀请去摆摊做活动，陪孩子的时间反而少了。不摆摊的时候，周末也是客流高峰，不用去幼儿园的孩子会到店里来玩，陪着爸爸妈妈工作。

　　而在平时，时间变得相对自由一点。当了老板，偶尔可以选择在家办公。也可以在太太不方便接孩子的时候，担起责任。“以前在广告公司的时候，太太是不可以‘不方便’的。”卢丹和太太幽草，也是因为父母不习惯上海的生活，更愿意过着一家三口的小生活。幽草生孩子之后便成了全职太太，在家培养自己对果汁、绘画等等爱好。果篓的开店，也有她的功劳。

　　很多男性陪孩子的障碍，便是觉得陪孩子的无聊感挥之不去。“当然无聊啊，但这就是生活。”卢丹说，“幸好孩子现在快6岁了，可以陪她玩一些复杂点的益智游戏。”

　　前耐克市场经理黄楠，之前和朋友发起了“有的玩公益体育”组织，在社区里组织父母们带孩子学习橄榄球。他发现虽然是体育项目，但带孩子来的，只有20%是父亲。

　　黄楠和儿子

　　男性通常喜欢体育运动，如果能够身体力行带动孩子参与，并把自己对体育的理解传递给孩子，效果显然更为显著。但是中国爸爸在孩子体育的参与度仍然可以继续提高。

　　孩子四岁的时候，黄楠选择全职投身公益并创业，他在上海众多社区组织了家庭运动。却也面临着自己周末越来越忙，不一定能陪孩子的情形，而自己的太太同时也在创业。幸好，一方面是有老人帮忙，一方面创业之后通勤时间大幅减少，他可以把和孩子讲故事的时间放到早上。而且四岁的男孩也开始爱自己编故事了，要求爸爸把他的故事打字记录下来。

　　男性通常在游戏、故事等方面具有和孩子沟通的能力。对于黄楠和卢丹来说，创业之后，育儿时间虽然不见得增多，但开始拥有的弹性时间，能够使他们告别以往刻板的，不可侵犯的工作时间，有了开放的心来和孩子做实质的沟通，这其实也是孩子重新接纳他们的过程。

　　卢丹说，辞职创业后的近一年，才让孩子重新接纳他。以前，他在家里的出现，是可有可无的。“妈妈在”和“妈妈不在”，对于孩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爸爸在不在无所谓。现在，孩子游戏的时候经常要找爸爸。卢丹也承包了给孩子洗澡的任务。他还每天给孩子编一个连载故事，名字叫做《滑板少女》，他不需要把故事写下来，而是根据一个主题，就把生活中自己经历的一些情节编进故事里。

　　卢丹给女儿编的小故事

　　国庆后的这几天，这个故事来到第十三章，名字叫做“云舞台和天使乐队”。起因是国庆期间，果篓在上海的简单生活节摆摊，卢丹看了几天的乐队演出，就把感悟放进去故事了。

　　现在，卢丹出门的时候，女儿会对他说：“爸爸，你今天要记得把故事编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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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固有的“三代同堂”家庭格局也正在逐渐被打破，家庭正在逐渐小规模化。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的家庭户平均人数已从解放初的5.3人降到2012年的3.02人。当然，那个时候，二胎政策尚未实行。但更大的因素是，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自己居住了。

　　事实上，尽管在中国，老人帮忙照顾小孩仍然是主流配置。但也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条件和意愿帮忙带娃，而观念日益更新的年轻父母，也像美国父母一样倾向于独立带娃。他们虽然不拒绝父母偶尔的帮忙，但也更乐意求助于保姆和阿姨。

　　有妈妈认为，老人在家，小两口就容易有依赖性，不仅在育儿上，包括家务事也基本由老人包办。妈妈在育儿上，经常还是被家庭成员期待的，而爸爸这个角色却常常显得游离，对于孩子来说，往往只是一个需要在场的“吉祥物”。

　　而在家还打着游戏的爸爸也为数不少，还通常说是工作累了需要放松。这种结构，会使夫妻之间缺少齐心协力建设家庭的感觉，久而久之，容易疏离。

　　家中老人情况不便或者独立带娃意愿更强的年轻父母，生活上确实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状态。

　　香港人毛铭基和太太傅真，原来在青岛生活的时候，雇佣了一名不住家的阿姨。后来他们搬到北京工作生活，阿姨跟了过来，也住在他们家。这使他们逐渐适应了阿姨住家的生活，也感觉更为方便。后来换了一位新的阿姨，也让她住在家里了。甚至他们去香港小住一个月的时候，也给阿姨办了两周的港澳通行证跟过去。

　　毛铭基认为，只要有心放在家庭上，工作的时间是可以安排的。在港资地产公司工作的他每天都会争取6点半回家吃饭。偶尔需要加班，会更倾向于选择在孩子睡觉的9点之后拿出电脑工作。大多数工作，是可以在家通过网络完成的。

　　我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一个丈夫如果真正看重家庭生活，他也可以为了家庭换一个相对可以作息平衡的工作。那并不一定会使他的职业前途有多大的受损。我曾经有一年经常在全世界跑，做国际采访报道。这对我太太带娃是不小的挑战。所以后来我就换了一份出差较少，但在其他方面也能给我带来挑战和锻炼的工作。

　　毛铭基和女儿

　　现在每天早上，阿姨要和毛铭基一起照顾两岁半的孩子起床、上学。出行的时候，如果没有阿姨随行，阿姨的工作基本就由毛铭基负责了。他从孩子出生之后便照顾得多，觉得照顾孩子这些工作都是熟练技术活，做多了就会，并没有多少男女区别。

　　美国的爸爸也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尽管带娃时间仍然比不上妈妈。但是皮尤的研究表明，2015年美国爸爸每周做家务的时间从1965的4小时增加到9小时，而妈妈的这个数字则从32小时下降到18小时，双方趋于平衡一些。

　　有趣的是，46%的受访爸爸认为带娃一直是有趣的（enjoyable all the time），而仅有41%的妈妈持有这个观点。

　　事实上，雇佣一个阿姨的费用，或许并不比和两位老人一起生活以及城市之间交通成本高多少，但是中国老人倾向于不相信阿姨的工作。拥有一位住家阿姨，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习惯的。而如果阿姨不住家，晚间和早上的孩子起居和照顾工作，仍然是繁重的，夫妻一方未必能独立搞定。更不用提想等孩子睡觉之后，偷偷溜出去看场电影了。每一项选择，背后都有代价。

　　我的朋友杨霁，从孩子两岁以后，在没有保姆的帮忙下，独立带娃已经快七年了。

　　“我认为我的太太Rey比我更适合外面的职场。所以我觉得在分工上，她在外面，我在家里比较好。”现在，Rey经营着自己的互联网营销公关公司，杨霁除了做投资之外，也帮忙她处理一些公司财务方面的事情。

　　从最开始孩子较小的时候，要在家成天带着，还要照顾各种屎尿屁问题，到现在孩子已经上学，早上7点送孩子上校车之后，便能迎来大半天的自我时间，可以找一个网速较快的咖啡吧看看投资，这已经是杨霁理想的生活了。

　　他也不怎么需要混投资圈子，“听很多高手讲课，到最后都会感觉，道理都懂，但是真到操作的时候，还是无招胜有招。”他享受一个人带孩子的时间。

　　当然，下班后，太太Rey也帮忙带孩子。因为每天晚上9点，美股开盘，如果当天有头寸的话，杨霁就需要盯着大盘，一盯就要盯到凌晨两点左右。“年纪大了，熬不消。”所以早上送孩子，也经常由太太执行。

　　去年孩子意外生病住院一月左右，夫妻两个人轮流陪着，期间Rey还经常需要出差见客户。那是一段真正难熬的时间。但是夫妻俩还是扛过来了。

　　杨霁和儿子

　　但这样的模式，仍然属于非主流。杨霁还记得自己和孩子同学的家长聊天的时候，那位爸爸有点吃惊，说得也很直接，大意是你年纪轻轻怎么就自我放弃了呢？而其实，杨霁觉得他已经不需要职场的生活，自己平时能有时间看书学习，做的也是自己喜欢的事，特别是只需要通过网络并能进行的投资事业，虽然前三年赔了些钱，这几年的收益也不错。

　　皮尤的研究显示，美国单纯依靠父亲收入维持的家庭，比例从1970年的47%降到了2016年的27%。而单纯依靠母亲收入的家庭，则从同期的2%升到5%。双方共同贡献收入的家庭，同期从49%增加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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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认为，父亲陪伴得较多的孩子，性格会更坚强，逻辑思维会更好。

　　但事实上，并没有确切的科学研究表明，爸爸陪伴得多的孩子在成长上必然有更多的成功特性。我们谈论爸爸育儿的问题，更多是作为快速发展的中国现代都市生活里，处于职业黄金期的中年或者“前中年”爸爸们，如何处理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自己在育儿这件事的投入是否觉得满意，也是否和他们的家庭成员达成了默契的合作关系。

　　而今天，评判一个男人的家庭地位和贡献，也不单纯以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为衡量。在家里你是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人”，实际上也是存在感和价值感的一种重要体现。这样的多元化评价标准正在越来越被更多家庭接受。

　　在今天，美国的爸爸中有46%认为他们陪伴孩子太少，这个数字两倍于妈妈（23%）。中国的爸爸，不知对自己的育儿投入度是否满意呢？

　　中国当代家庭的分工机制和组织结构，实际上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有趣话题。我们不愿意再听到“丧偶式育儿”这样刺耳的抱怨，也希望观察到中国爸爸在和孩子互动中更多具体的案例和做法。

　　以我自己为例，由于我家两岁的女儿晚上比较容易被我哄睡过去，现在我每天晚上9点陪她上床睡觉，经常和她一起入睡。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睡足8、9个小时的我，就起床做早饭送儿子上学，然后再顺路买点菜回家。通常在7点半左右，我已经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作息时间，使我觉得比以前经常熬夜的时候健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