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细胞及其组成成分(特别是细胞核)的了解日益深入，“细胞学说”这一概念的意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许耐登的学说直接促进了区分动植物细胞的非常活跃的研究工作。1852年Remak(1815-1865)指陈，蛙卵是细胞，在发育中的蛙胚中新细胞是由原已存在的细胞分裂产生的。他着重驳斥了自由细胞形成学说。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微尔科(1855)的支持，后者指出，就许多正常的和病态的动物及人类组织来看，每个细胞都是从原已存在的细胞分裂而来。他断言：“作为一般原则，任何种类的发育都不是从头开始，因而(必须)否定(自然)发生学说，不论是在个别部分的发育史上还是在整体生物的发育史上”(Virchow，1858：54)。Kolliker以及其他一些植物学家也在同一时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由于许耐登的权威性而延迟了这结论在植物学界被普遍接受。达尔文在1868年(II：370)还拿不准自由细胞形成究竟是否可能。后来微尔科的格言“细胞来自(原先存在的)细胞”，(omniscellulaecellula)虽然终于被每个人接受，然而那个时候对细胞(尤其是核)分裂过程的细节还并不清楚(见下文，“有丝分裂”)。

由于有了对细胞的这种新的解释，重新考虑受精过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躯体的一切部位都由细胞组成，则性腺(卵巢和睾丸)是否也是如此?雄性和雌性的“种子物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否也由细胞构成?雌、雄性的性细胞有什么区别?这一类早已构思过的问题当然并不是一开始就提了出来，然而这些问题必然是细胞学说的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