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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0号，我在家门口的药店买了两包共20个外科医用口罩，店员建议我买5包备着，我笑着拒绝了。回家后，我开始通过视频学习如何正确地佩戴口罩。当天晚上，武汉公布1月18日和19日两日共新增136名确诊患者，而前一次公布的新增病例只有17个。我心里略微一惊，但放眼四周，出门戴口罩的人寥寥无几，我便依然没太在意。

　　1月22日，腊月二十八，我开始收到预订的鲜花、水果和几样“网红”点心，有哈尔滨特产提拉米苏蛋糕、俄罗斯风味的香蕉饼和成都的麻辣牛肉干。我美美地盘算，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安排得有滋有味。晚上，我做了年前最后一个视频咨询，来访者身居外地。她一天前在武汉高铁站中转，发现车站里大家都戴着口罩，只有她没有。她埋怨我，作为她的咨询师，我居然没有提前告诉她武汉是这种情况。

　　1月23日上午十时，武汉开始“封城”。老实说，这也没让我感觉到有多恐慌。随后，很多消息突然铺天盖地涌过来，除了官方每天更新的数字，还有更多质疑的声音。同学群里，朋友圈里陆续有人说买不到口罩，药店治感冒、抗病毒的药也被抢光了。我们小区的超市，平时高高码放着的各类蔬菜被抢得七零八落。那是我最后一次出门买菜，大概是五天的量。当日，我取了年前最后一个快递，那是一大袋打豆浆用的黄豆。

　　掉进恐慌的深渊

　　“封城”后，我的作息不知不觉变得紊乱，食欲也不好，感觉不到饿。我每天只吃两顿饭，凌晨一两点还抱着手机不停刷屏，翻看与“新冠肺炎”相关的任何信息，不想错过各种不知名群里转发的每一条视频。那些医护崩溃的视频，令人格外震惊。

　　我有一个“中美班同学群”，群里有人在武汉，也有人散落在全国各地。我把医护崩溃的视频扔进群里，并说自己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群里同学也流露出强烈的震惊和担心，有同学质疑我的不相信，我感到很愤怒。

　　一个在外地的同学告诉我们，她哥哥一个人在武汉，发烧了，找不到医院收治。同学哭诉，她很担心哥哥。

　　那天晚上，我不记得有没有吃晚饭。当我浑浑噩噩躺在床上的时候，遏制不住地大声哭了起来。我感觉似乎一下子掉进了另一个世界，有种强烈的被分裂感。现实世界完全关闭，网络变成了我的全世界。

　　我的大脑里，充斥着一幅画面：医院里人满为患，到处是发烧的病人和疑似感染者；死在走廊的病人无人处理，无助崩溃的医生，没有药，没有床位……我想象着，只要一出门，就会被传染，如同丧尸世界里那样，只要被咬一口就变成了丧尸，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人。

　　我没有把这些告诉外地的家人，只是简短描述生活现况，以防他们担心。这个同学群和群里同城的一个好友成了我最大的生活支撑。我没有办法按计划开始工作和学习，只是无止境地陷入到手机刷屏的行为里。

　　我开始反观自己，注意我自己的行为、想法和身体变化。我意识到，我已经特别恐慌了，只是在用最原始的否认机制防御我最真实的恐慌。

　　真正恐慌的是病毒潜伏期。你无法确定你是否被传染。“封城”当天，汉口火车站约有4万人离开，还有人花高价包出租车试图去往武汉周边城市。我不清楚23号逃离武汉的人具体数字有多少，但我知道，在那些逃走了的人心里，并没有真正离开恐慌。14天潜伏期就像一个无形的牢笼，那种如影随形的恐慌感从23日开始，到未来的14天都不会离开你。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应激或是挫折，但并不是所有都不能应对。能够处理应激或是挫折，通过努力可以恢复心理平衡的人只是经历了一场恐慌。一旦这种应激和挫折不能自己解决、又无法回避，则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失衡。这时候，人的心理状态会呈现出一段时间的解体和混乱，会出现崩溃、大哭、严重失控的言行举止，这就是心理危机。

　　面对危机时，人们处理应激和挫折的能力与心理弹性成正比，同一个意外事件，不同的心理弹性决定了不同的行为表现。

　　与自己的恐慌相处

　　人在与世隔绝的时候，获得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我注意到，我每天沉溺于手机刷屏关于“新冠肺炎”的消息，一方面是想借助他人的不完整，拼凑出想要的信息完整，好让自己有点掌控感；一方面是身体仍然处在恐慌当中的逃避行为。

　　1月24日，大年三十那天，起床后，我很郑重地拟好了年饭的菜单。也许是23日晚上的大哭释放了大部分的紧张和恐慌，我明显感觉到精神上有所放松。

　　当我再次看到“病人在医院拥挤”的视频，还有诸如某小区抬出了病人，直接盖着白布被救护车拉走了之类的事情，我好像都没有再卷入的感觉。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给我的印象就是：情况的确不好，但问题集中在病人收治和医疗物资的短缺上，还有什么别的恐慌的理由吗？

　　好像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也注意到，我的朋友圈里还有一些人，他们关注新闻，但并没有深刻的情绪卷入。他们依然发布全家人一起吃年饭的图片，也有抱怨生活突然只剩下了吃和睡，多少有些无聊。他们的存在让我看到了真实世界的一部分，除了“肺炎”还有新年和春晚。人们谈论“肺炎”，但“肺炎”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这依然是一个只有网络接触的世界，我却好像从风暴眼的中心撤离了出来，找到了我自己该有的节奏。

　　大部分人的恐慌来自于小部分人的危机

　　1月25日，陆续收到亲友的新年祝福，很多人特意询问武汉的情况如何，还好吗？从未谋面的网友也发来问候。那种问候就像是说，我不认识你，但关注着你。我逐一回复了“抱抱”的表情。

　　我非常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身体里的浑噩感彻底地消失了；前几天时不时冒出来的嗓子轻微疼痛的感觉也完全消失了。

　　我可以很清醒地复盘23号晚上那些画面带给我的冲击了：在这个已经被隔离起来的城市里，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疫情反而有一种生死与共的亲近感。医生和护士就是处在暴风眼中心的人，他们中间如果有人因为扛不住压力崩溃了，这个崩溃的感觉会回旋传递给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恐慌犹如一场龙卷风暴，它从少数人的危机开始，迅速席卷了大部分的神经。

　　我的不幸在于，需要一个人面对这场风暴，孤独感似乎加重了我的恐慌。幸运的是，我抵抗住了风暴的袭击。我可以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脱下我的恐慌。当脱下它的时候，我看到它就在我的旁边。

　　我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节奏里，晚上十一点前上床，早上八九点醒来，安排一天的工作了。

　　在心理危机干预临床范畴，确定一个人是否遭遇到了心理危机需要符合三个标准：1、存在具有重大心理影响的事件；

　　2、引起一个人急性情绪扰乱或是认知、躯体和行为等方面的改变，但是又不符合任何精神病的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