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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凶险的地方，他一个人进去

　　“这种重大疫情报道，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大的背景，一段时间以内，它对一个城市，对我们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我们绝不能以3分钟热情来关注这件事，它绝对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触战，而是一场持久战。”杨春说。

　　在武汉前线报道，杨春有许多并肩战斗的伙伴，有一些年轻记者，初次经历这样的重大疫情报道，会有一些恐惧，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展开报道。对他们来说，杨春是“老大哥”，也是“主心骨”。有时候，他会讲一些自己在“非典”报道、埃博拉报道时的亲身经历，既是把宝贵经验分享给这些年轻人，也是帮助他们平复紧张的情绪。“危难险重的任务，没有一个人是退缩的。可能心里有点忐忑，有点打鼓，但是关键场合、关键时刻，大家肯定都是顶上去，表现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昂扬的斗志。”

　　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白天出门采访，晚上还要看素材，编片子。最忙的一天，早上七八点开工，晚上忙到凌晨一两点，杨春上午进重症病房，下午又进ICU（重症监护室）。ICU里的单间，住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还包括一个强力感染者。在决定进去采访的那一刻，杨春回头，一摆手拦住了身后的摄像。“没想太多。”杨春说：“ICU跟病房还不一样，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着管的，也就是说，他的口腔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我们都知道，这种呼吸道的敞开意味着什么。能少进一个是一个，所以我就是一个人进去，然后拿手机拍摄。”

　　已经很熟悉厚重的防护服，但杨春在穿脱时依然一丝不苟，他深知，科学防护才是进入这样一个现场的正确方式。“防护服的穿法非常严格，不小心一个程序搞错了，就意味着危险，比如手套的边缘一定要套住防护服，不留一丝缝隙，手套至少要戴两层，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小缝隙，病毒进来也很可怕。”

　　尽管对自己的防护措施非常有信心，事后杨春还是反复消毒，坚持每天自己测体温。“毕竟是最凶险的地方”，杨春坦言，“还是挺怕的”，这种害怕源自对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认知。

　　不过，在出镜时，甚至他在向记者讲述这段经历时，声音依然那么平静。“我快50岁了，比别人能够更平静一点，作为记者，你先害怕，或者先兴奋，都有可能失去那种客观公正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