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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8日，国新办就中央企业支援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举行发布会上，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表示，在疫情抗战一线，央企不计代价、不讲条件，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全力支援保障疫情防控阻击战。

　　同时，地方也加大政策保障力度，推动企业转产。江西方面五措并举加快推动企业扩产转产疫情防控物资。包括按照“先生产、后办证”的原则，减少审批环节，组织专家为企业在厂房改造、产线调整、生产工艺等方面提供指导和服务，帮助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指导企业加强质量管控，确保产品质量符合标准要求。并加大政策支持，对扩产转产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在银行融资、贷款贴息、技术改造、稳岗补贴、资质注册收费、财政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7日，全国有超过3000家企业经营范围新增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仪、医疗器械”等业务。此外，根据企查查专业版数据显示，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10日，我国相关企业经营范围涉及医疗器械、消毒产品等防护制品的新增企业数量也超过2万家。

　　我国将一步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表示，大疫当前是坏事，但也倒逼我们深刻反思，国家应该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供给侧的全面改革，解决该领域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黄奇帆说，从宏观上来看，武汉的防疫应对问题不是湖北独有的，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治领域是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后领域，甚至是盲点。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短板始终没有很好补上，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人员、技术、设备各方面都远远落后，这才是导致我们缺乏防控大疫能力的根本性的原因。

　　的确，2015年，由复旦大学牵头的健康领域社会风险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发布的一篇调查报告显示，在新形势下，我国疾控困境凸显短板犹在。报告指出，虽然我国政府财政投入显著增加，但疾控工作长效保障机制尚未形成。政府投入稳定性不足。数据显示，自2002年的1.27‰到2012年的1.05‰，下降17.3%，政府投入的增长滞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财神跟着瘟神走”的现象仍然未变。

　　报告指出，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导致公共职能偏废。数据显示，政府投入距全额投入标准仍有31.1%的缺口，机构开展有偿服务现象仍然存在。

　　对此，黄奇帆表示，政府要扩大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他认为，疫情之后，国家要加大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的投资，尤其是加大公共卫生服务设施的投资。政府财政应该把原有投向基础设施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里面来，提高公共卫生领域的供给质量，用这一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因此，未来我国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同时，从医疗卫生资源投入、队伍培养、协同机制等各方面加强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全面增强社会的防护意识和能力，避免小病酿成大疫。

　　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全面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增强应急救援的协同性、整体性、专业性。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产能保障、调度机制、储备体系各个环节不断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实现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目标，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