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岑君耀声名鹊起的不是他拥有广西[图库]第一家专门从事外语翻译的公司，而是他利用“双休日”的时间与家人和同事创造额外收入的做法。不久前，他的做法被所在的事业单位上司提出了质疑。

　　这位刚刚２９岁的年轻人习惯了每周一到周五为所在的事业单位从事翻译业务，周末则在自己创建的翻译公司组织翻译策划。他说：“与其量入为出，不如学会开源节流，努力去创造财富。”

　　岑君耀不过是众多中国人双休日挖掘“第二桶金”的一个缩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利用业余时间谋求财富的做法早在改革开放时代已经开始，但真正意义上的加速发展还是１９９５年中国正式实行“双休日”之后。

　　经济学硕士付德申说：“勤劳致富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双休日实施后我国民众思考最多的问题不在于怎样休息，而是如何创造财富，增加自己的收入。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恰恰是中国改革面临众多下岗问题的关键时期，双休日成为撬动我国老百姓创造财富的‘时间轴’。”

　　在计划经济时代，老百姓对企业和单位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为自己增加收入的机会。双休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劳逸结合”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在休息时间创造财富。

　　岑君耀就是其中的代表，但他的做法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争议：公务员已被明令禁止从事与自己主管权力机构和行业相关的第二职业，那么事业单位员工是否也应纳入其中？

　　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城市居民从第二第三职业中获取的收入，在整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大。２００４年长江三角洲１５个城市居民经常性收入中，第二第三职业对收入的贡献率保守地估计已经超过２０％。如何界定、保护这部分收入的合法性，在鼓励创造财富和提高个人对单位工作效率之间寻找平衡点，正在成为包括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面临的难题。

　　“双休日加班”并给予平时２－３倍的报酬补偿，这已做法只能在刚刚入行的３－４年的员工中取得一定成效，对于熟悉行业运作规则的中层管理人员，自己创造的财富远高于公司的报酬。

　　“契约管理”或许是很多人心目中规范的管理形式。公司和单位可以利用合同方式来避免员工利用受众掌握的客户资源，为自己谋利。但实际上，职员还是可以利用别人名字注册公司、为其他企业暗中提供客户来获得利润。

　　付德申承认：“无论是法律规定还是报酬激励，要实现对员工的有效管理确实很难。”

　　不过，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对这种变化表示肯定。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是：市场经济意味着“趋利时代”的到来，国家应该鼓励个人创造合法的财富，双休日创造的财富只要是在国家法律规定许可范围内，就必须保护这种财富的创造和获得权。

　　岑君耀说：“上司已经对我这一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我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单位声誉。但我认为，只要我能够在工作时间完成规定的任务，我就应该在法定休息时间选择。”

　　法律专家吉昆峰认为，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付出更多的劳动，“公私分明”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仅仅依靠法律关系还不足以澄清，必须通过更长时间的发展和完善，单位和个人才能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