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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唐诗三百首》

　　清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蘅塘退士编选了《唐诗三百首》，他在序里说明编选的目的：“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就是看到当时的儿童读本《千家诗》编得不好，一是选得不好，工拙莫辨；二是体裁不完备，只有近体诗，没有古体诗；三是唐宋混杂，殊乖体制。因此选《唐诗三百首》来代替它，只作家塾课本，不作为“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著作，所以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署，只称蘅塘退士。

　　可是这书一出，“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四滕吟社主人语，见中华本《唐诗三百首》）。到道光时，有章燮给它作注，有陈婉俊（女）给它作补注，写了凡例。当时著名的学者姚莹虽然替陈婉俊的《唐诗三百首补注》写了序，还是看不起这部书，他的序里根本不提蘅塘退士，甚至不提《唐诗三百首》，只说“见其案头有补注唐诗”。到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张之洞编《书目答问》，自称“为告生童而设，非是著述”，但对这部“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的书还是看不起，在他的书目里没有列入。直到１９２０年，大东书局刊印张萼荪评注《唐诗三百首》，还称蘅塘退士，不知他的姓名。到１９５９年刊行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才在《点校说明》里指出编者孙洙，江苏无锡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到１９８０年金性尧同志的《唐诗三百首新注》出版，才从《梁溪诗抄》和《名儒言行录》里辑录到孙洙的简史。这样一位长期不为人所知的编者，编了这部他自己也并不看重而长期被人看不起的《唐诗三百首》，却把从唐朝到清朝所有大家或名家的唐诗选本包括清朝康熙皇帝的《御选唐诗》都抛在后面，而成为最风行的唐诗选本，究竟为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

　　唐诗的选本，在《唐人选唐诗》里就有十种，选者象元结、殷璠、令狐楚、姚合、韦庄等，他们的声名都比孙洙大得多，有的还是唐代著名诗人。以唐代著名诗人来选当代的诗，为什么选不过孙洙呢？这还可以说，唐诗中的名篇还没有经过时间考验，不容易识别。象在《唐人选唐诗》里，九种选本都没有选杜甫诗，只有《又玄集》选了七首律诗，对杜甫的古诗一首未选。宋以后的各种选本，直到沈德潜的《唐诗别裁》，他们的选本为什么也都远不如《唐诗三百首》的风行呢？纪昀在《御选唐诗》的提要里有一段话，可以说明问题：“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尚生拗，《瀛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之制。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皆取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各持偏见，未协中声。”

　　这里指出选诗的有的偏重于选一种风格的诗，象或偏重选古淡的，或偏重选富丽的，或偏重选高华的。这样的选本自然不能代表唐诗多方面的成就。还有一类选本，是反映了选者对唐诗的评价的，象高棅的《唐诗品汇》，它把盛唐诗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初唐诗称为正始，中唐诗称为接武（步），晚唐诗称为正变、余响。这样分，就特别推重盛唐。这种看法，给李梦阳、何景明等造成“诗必盛唐”的主张，它的流弊是摹仿盛唐而流为肤廓；竟陵派选《唐诗归》来纠正这种肤廓，偏向幽渺，它的流弊是幽诡；到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标举神韵，想救崇尚宋诗的质直的流弊，又偏于空疏。这样用选本来救弊，来宣传一种文学理论，还是偏在一方面，不能反映唐诗多方面的成就。到沈德潜选《唐诗别裁》，除“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也选，不论“正变盛衰”都选，不偏于神韵，要求选得全面。不过他主张“去郑存雅”，郑指浮靡。因为他要选雅音，所以他在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出的初选本，初唐不选王杨卢骆的歌行，中唐不选白居易的讽谕诗，张籍王建的乐府诗，李贺诗，晚唐不选李商隐的无题诗。大概认为这些诗不够典雅，或不免浮靡浅露。后来经过读者的提意见，到了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出重订本作了补选，除无题诗外，原来不选的几种诗都选了，大概他认为无题还是属于浮靡的诗，还是不选。

　　到孙洙选《唐诗三百首》，既不要偏重某一种风格，也不要用选本来挽救诗风的流弊，更不要用选本来宣扬自己的文学观点。他选诗的标准，“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就当时广泛传诵的诗篇中去选，也就是就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诗中去选，不专凭自己的喜爱来选，这样的选本自然会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它的风行一时自然超过以前的选本了。比方《唐诗别裁》里不选李商隐的《无题》的，但广大读者还是喜欢读的，所以孙洙还是选了六首《无题》。当然，光凭“脍炙人口”来选有的也不可靠，象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娉娉嫋嫋十三余”，在这个选本里本不必选的却选了。

　　孙洙选诗好象没有自己的标准，不过从“择其尤要者”看，他在选择中还是有标准的。上面指出《唐诗别裁》的初选本不选王杨卢陆的歌行体，白居易的讽谕诗，张王乐府，李贺诗，孙洙也都不选，这可能受《唐诗别裁》初选本的影响。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选诗注重讲含蓄而富有艺术性的，白居易的讽谕诗直率而欠含蓄，所以不选。他的选诗又不满于浮靡之作，王杨卢骆的歌行可能因为没有完全摆脱六朝的影响，而不选。又反对怪诡难懂，李贺诗可能因而不选。他的选诗是给儿童读的，较深较长的诗不选，所以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都不选，但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也比较长，因为它们的音节流美，风华绮丽，所以入选。又主张温柔敦厚，选了不该选的郑畋《马嵬坡》：“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远不如《长恨歌》写得真实。对皮日休、陆龟蒙的诗，大概认为不够温柔敦厚都不选。这样看来，孙洙的选诗标准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选了三百多首，分量适中，适于在读者中广泛流传。选的作家中，以杜甫诗选得最多，其次是王维、李白、李商隐，因为他注重诗的艺术性，所以重点突出这几位诗人。叉注重含蓄，要求音节流美，容易读，容易懂。缺点是有不少名篇，因为写得不够含蓄，或不够温柔敦厚，内容比较深一点、长一点的，都没有入选，显得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