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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芳说，我国禁止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但在这种禁令下择校却禁而不止。“择校的实质是家长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展开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的供求是不平衡的，优质资源非常短缺且不平衡。”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教育优先原则下的精英教育和“重点校”政策制造了差异，并逐渐扩大了差异。“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选择就一定会存在。”

　　本质就是维护小团体利益

　　“重点校的存在导致择校，而择校破坏了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北京市政协教科文卫体特邀委员、北京一中原校长王晋堂指出，“择校对于我们的孩子是极大的伤害，择校成功孩子觉得父母有本事，不成功的孩子抱怨父母没有社会地位，没能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王晋堂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名校办民校是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怪胎，“牺牲了教育的公益性，而且也是国有资产明目张胆的一种流失。”名校办民校使一些学校收到很大的利益，因为可以合法收费，同时还可以先选择学生，这对普通校、薄弱校的发展，以及民办学校都是一种打击，破坏了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问题的本质就是维护群众利益还是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维护教育公平还是维护特权？维护择校，容许择生，就是保护校际间差距，就是保护重点校体制。”王晋堂说，“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分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但是实际上到今天还没有取消。”

　　必须取消“重点学校”制度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提出了一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治理择校热的建议》，准备在会后修改以后提交给国家教育发展规划办公室。

　　“关于择校热产生的原因。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原因，包括望子成龙、高考制度、就业竞争等，这些东西的确很难改变，但是这只是一个背景。事实上我们看到，应试教育环境急剧恶化是近几年的事，尤其是小学阶段的气氛急剧恶化。很多人说是短缺的优势教育资源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矛盾。这句话非常虚伪。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比10年前或15年以前增加了不知多少倍，而我们的学龄人口比10年前或15年以前大大降低了，怎么能够说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显然有特定的制度性原因，这种制度性原因就是一个变相的“重点学校”制度，我们人为用倾斜的方式打造少数名牌学校，人为地制造学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