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篇】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

　　“两为主”面临新难题

　　“‘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是我国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明确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责任主体，对解决这一问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现在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张俊芳说的“形势发展”，指的主要是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正是这两项赢得普遍掌声的政策，带来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新问题。

　　困境一：流入地政府积极性不高

　　“‘两为主’政策的实质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将流出地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转嫁到了流入地政府身上。”张俊芳直言不讳地指出。她说，这带来了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和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但却因为是经济发达地区，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补偿；另一方面，流出地政府由于是农村地区或中西部地区，不仅可以得到中央政府的经费补偿，而且还豁免了对流出儿童的义务教育责任。也有委员称流出地政府是“吃空饷”。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影响了流入地政府的积极性。

　　困境二：无序流入带来管理和投入压力

　　城市办学条件比农村好，而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和借读费等费用的取消，使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些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无序流入城市，甚至出现了农民工随子女迁移的情况。张俊芳以她所在的天津市举例，目前农民工子女就读义务教育学段的人数已达13.8万人，占到该学段学生总数的16.5%。据她了解，浙江省的这一比例最高，2007年就达到了53.4%，广东、上海、北京也都很高。“农民工子女持续、快速、无序增长，给流入地政府在教育管理、经费投入、校舍建设、师资配置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

　　困境三：流入地流出地教育衔接有困难

　　由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行的是“一标多本”“三级管理”，许多地方都开发了地方课程和相应的教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工子女在课程、教材方面对接的难度。“农民工子女一般都是在流入地完成义务教育后，返回流出地参加中考，在流出地继续高中阶段教育。因为如果不回去，在流入地上高中，就要花很高代价办理蓝印户口，否则就有高考移民之嫌。”张俊芳解释说。

　　困境四：农民工子女遭到隐性排斥

　　“流入地优质学校不招收农民工子女，或设置专门面向他们的学校，或单独编班，有的在评奖、评优、入队、入团等方面，歧视农民工子女。”这些现象，被张俊芳归结为隐性排斥。由于农民工子女大多学习基础较差，家长文化水平较低，给学校、教师教育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这些都是他们被隐性排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