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北京部分中学语文教材用《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的争议还没消停，视野中又出现上海刚使用一年的高中历史教材就被废止；在对重庆小学语文教材将《牛郎织女》删除的原因还没琢磨清楚时，有媒体又翻出了四年前深圳首部中小学性教育读本因被教育者认为不合适教学以及家长指责过于露骨而面临冷落处境……诸多事实表明，社会舆论对于新编教材的争议，进入了一个十分热闹的时期。

　　我相信，如果纠缠在具体的内容上，讨论该不该删（某些内容），该不该增（某些内容），争议将永远无法停息，因为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都有各自的道理。

　　我更为关心的问题是，今天的教材编写，究竟应该有怎样的程序，方可减少对正在使用的教材争议不断，并由于争议不断导致教材十分短命的情形。

　　客观上说，教育部于2001年制订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已经改变了教材编写被少数机构垄断、缺乏活力的情况。根据这一纲要，我国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

　　但是，同样是这一纲要，却也给现在的教材改革争议埋下了“伏笔”。根据纲要的要求，教材编写者应向教育部申报，经资格核准通过后，方可编写；除经教育部授权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外，按照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及跨省使用的地方课程的教材须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地方教材须经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从中不难发现，从教材编写者的资格确认，到教材的具体编写，再到教材的审查，整个程序几乎完全由行政力量所主导。

　　行政力量所主导的教材编写、审查、选择，将难以避免地使教材编写具有很强的行政思维色彩，要求教材编写者在参与教材招标以及具体教材编写过程中要体现领导的要求与喜好。问题是，不同的行政上级可能会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思考，因此，教材编写者往往会在教材编写中不断揣摩不同行政上级的意图，左右为难。这样的教材编写，必然会出现因具有更大权力的行政领导、新行政领导的不同意图而确定教材生死的情况，出现“短命教材”、“离谱教材”也就在情理之中。而由于教材使用者―教师、学生和家长并不参与教材审查，也没有选择教材的力量，他们的意见就很难被顾及。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遭到教师和家长的反对意见，也就不难理解了。

　　笔者发现，教材编写的招标、审查，其实与当前各类政府部门设立的研究基金，采取的是同样的模式――研究者填申请表格，基金负责部门组织专家评审立项。这种方式，不但不利于最终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而且，也用行政的力量干涉了学术研究者的兴趣与自由，影响学者、专家们做真实研究的积极性，还可能产生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

　　不改变行政主导的教材编写模式，很难让教材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教材编写中的行政思维与少数人说了算的趋向。从国外教材编写的经验看，应该广泛发动民间的力量，参与教材的编写，而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机构只负责最后对所有不同机构编写的教材，按照国家的教育要求，进行公开、透明的评价与选择，并在评价和选择中，更注重学校教师的意见。这样，教材编写者在编写中，会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既严格按照国家教材编写的标准，同时又广泛调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意见，而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在选择教材时，也会有更大的选择范围、更大的自主性，而不会因为受教材编写资格审查的影响，不论教材的好坏，都把教材吃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