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误了高考,还是高考误了课程改革?
■嘉宾观点
北京市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张彬福
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校长 焦元顺
山东省青岛市第五十八中学教师 吴峰
高考不能作为挡箭牌
张彬福:高考立意于考察学生的应用能力、探究能力、审美能力,这与正在推行的课程改革的培养目标相一致。从当前的试卷看,尤其是实验区的试卷,学生的学科素养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考试肯定考得好。单靠博闻强记、擅打题海战术而不能灵活运用知识就能决胜高考的年代正在逝去。
但考试是有局限性的。比如语文考试中作文最能展示学生的综合能力,但到目前作文止步于70分。这是因为作文分数“个性太强”,误差太大,怕给分太多丢了高考的公平性。研究表明,这样的主观题阅卷,8个人判分,去掉两头然后取平均值,结果最接近真实分值。但高考阅卷需要非常有限的人力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高考试题肯定不能完全追求内容的最恰当性,必须跟整个的考试组织、阅卷、计分等形式形成最佳的结合。
从这个角度讲,高考与改革合拍尚需现实条件支撑。像攀登珠峰,人人都向往登顶,但受身体、设备、天气等条件的限制,不同的条件只能上到某一个海拔高度,那是一个综合考虑的现实高度。在我国庞大考生队伍的现实面前,理想的高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作为远眺的珠峰。
教育工作者动不动拿高考做不落实课改的挡箭牌显然不对。
有的实验区教师,跟学生约定,在有人听课的情况下提问,都举手,不会的举左手,一知半解的举右手,比较明了的高高地举右手。在课堂上,教师先点举左手的学生回答问题,学生肯定不会,教师就加以引导;然后点举右手的学生,答案肯定不尽人意,于是再加以点拨,最后就是圆满收场。
教育不像其他行业,如果一个人只想混碗饭吃,那就耽误了一堆人一辈子拿饭碗,就是误国误民的大罪过。如果你认可了改革,有困难可以去克服。
课改提倡让学生体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提升也应该从体验开始。不要一味依赖于专家,专家解决的往往只是共性问题。要借助的是专家和校本教研的智慧,然后自己去探究真实的问题,找到解决你在独特现场遇到的问题的方法。这种体验也渗透着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样你的能力自然就得到提高,自然就能尝到收获的甜头。你的养成就和你所面对的学生的养成同步了,在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中,高考就不在话下了。
建章建制谋求改、考和谐
焦元顺:我们学校是课改样本校,作为校长,我认为必须解决8个实际操作问题:开发校本课程、开展校本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编制课程(表)、指导学生选课、管理学生学分、对学生进行发展性评价、组织和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要落实这8个实际问题,就必须理顺5层关系。这5层关系分别是:加快教师教育观的转变,在现行教育观念与新教育观念之间有所扬弃;教师要抓准自己的“教点”,学生要抓准自己的“学点”,理清学科领域、科目与模块之间的层递关系;调整、改善现有办学条件与新课改要求的需求关系;完善现行教育管理体系的时效与新课改时效之间的衔接;争取学校意愿得到家长认同。
无论是对学校、教师还是家长、学生,处理这些关系并落实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回避高考。但针对学校具体情况而言,高中新课改实验目前只是在高一年级中进行,其教学管理体系是独有的,而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还要维持两年的现有管理体系。二者既不能混淆,又不能代替。
为此,我们为了解决8个问题分别设立了相关的办公室,把原有的德育、教学、总务主任定为一级主任,8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分别定为二级主任,明确责权利。最终我们要设计完成政治引导、组织保证、制度保证、场所保证、经费保证、策略保证、舆论保证。通过系统的建章建制,让教师能力提升,让学生目标清楚,让家长充分理解。这项工程完成了,各方面的认识和谐,改革与考试的和谐相处就水到渠成了。
不要等“对方迁就自己”
吴峰:今年山东高考化学中有两个选修模块可以二选一,山东青岛要求对这两个模块都学,结果学生反映很好,他们在考试时多了一种选择。
考题很活,情景性很强,考查思维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趋向很明朗,考试对课改的三维目标都有所体现。比如“谈谈你对地球污染的认识和看法”,三维目标都能考到,这决不能是传统教学所能完成的。这样的题目在改革后的考试中是可以出现的。
但对于在考试方案中站一席之地的“学生成长记录袋”,作为班主任,我不太看好。一者课改后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每一节课都需要用心,每一节课都是新的,到了高三,我基本顾不上了。二者现在高校录取还没有看重“记录袋”,我认为,一旦它有分量了,哪怕只有一分的影响,家长肯定就会来“公关”,在诚信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下,“记录袋”肯定会给高考抹黑。
另外关于课改与高考的关系,我认为都不应该等着对方来迁就自己,应该积极主动地来相互配合。
■众说
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
□逸文
从2004年9月至今,已经有15个省和自治区分4个批次进入了高中课程改革试验。其中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已经组织过两次进入课改后的高考,江苏也顺利完成了首次课改后的高考。从各方面的反应来看,先行者在高考这个关卡处顺利通关。但包括实验区和非实验区在内,仍然有很多教师对课改与高考的有机结合持怀疑态度,甚至以此为借口敷衍、应付课改。于是乎“穿新鞋走老路”成为教育改革中一道奇特却又见怪不怪的风景。更有非实验区的教育工作者,竟然热切盼望着改革在高考处卡壳而搁浅。
已经进行的这场改革,强调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明确了学生的中心地位。而我们曾一直注重的知识传授式的教育与考试,只做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并且是以教育者为主导去灌输。显而易见,落实改革,我们一线的教师需要扭转多年来教育和受教育过程中养成的惯性,将投入更多的心血与劳动来从事教育工作了。
另外,作为校长也有对改革面热心冷的。有的已经很习惯了很公平的高考和高考指挥下的绷紧弦的生活,不愿意动弹去打破陈规。有的担心自己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别人却只攻高考一环,输了考试得不偿失。这都能理解,高考不管怎么改革,永远都不可能全面考察人的全面素质,永远都不可能全面体现教育的付出,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出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的发展。
有了明确的判断后,其实只剩下一个选择的问题。不久前,北京四中校长刘长铭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作为教育者,在今天,需要站在比书本、比试卷等更高的层面上去思考、去践行,应该把眼光投射到学生人生“长跑”的两万米、三万米、乃至终点。如果我们选择这样的立场,立足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我想一切争议和托辞都将随着这个选择而雨打风吹去!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还在教育界萦绕,时至今日,另一个声音更应该响起――为中华之崛起而教书。教书育人从来都是一个盛满良心与责任的事业,每一位教师都站在民族的高度上“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就可以独立自主地赢得诺贝尔奖,就可以逐步将人口压力转化成人口动力,就可以在知识经济的年代里挺胸抬头。
课改要走出
应试教育的阴影
□张朝全(重庆)
家长是应试教育的“帮凶”。每到期末考试之后,班主任会接到很多电话,这些电话都是问孩子考了多少分;双休,家长送孩子去青少年宫进特长班的不少,但远不及什么“奥数班”,什么语文(数学)基础班以及提高班的人数多。
末位淘汰制是应试教育的助推剂。末位淘汰,不可否认,它能激发教师的竞争意识。但是,如何来评价教师,从哪些方面来评价,什么样的评价才更科学,这是摆在考核者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难题。基于此,教师也只好带着学生向着分数的“高塔”前进,在“应试”的天地里死缠烂打。
教师摇摆不定的“课改路”与“应试教育”结伴而行。六年的课改,对于小学来说,已完成“一个周期”。然而,你要看“细枝末节”,比如,课堂上,动不动就小组合作、讨论,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追求表面的热闹,结果作业一交上来,教师的眉头就拧成了疙瘩。于是,重又回到“师道尊严”再主课堂沉浮的境地。
评价仍旧牵引着“应试教育”前进。课改之初,有人说“新课程改革,成也教师,败也教师”,这话很有道理。其实,对一线教师来说,“新课程改革,成也评价,败也评价”。可以说,评价这根指挥棒指向哪,教师的“枪”就得打到哪。在高考依旧煮“分”论英雄的时代,评价的诊断功能、改进功能、质量功能、发展功能在“分数”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其实,评价应打破单一的方式,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自主评价与他人评价、综合评价有机地统一起来。然而,不少地区最终还是终结性评价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应试教育依然阔步行进在阳关道上。
走在“新课改”的路上,我们需要变革观念,创新实践,大胆探索,更需要科学的评价制度的出台,让新课改走出“分数”的阴影,能“昂首阔步”地行进在中国的教育大地上。
相关链接
2004年山东、广东、海南、宁夏实施了高中课改实验,第二年江苏进入实验区,去年辽宁、天津、安徽、浙江、福建5个省市又进入高中课改实验。今年秋季,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五个省市进入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