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成都中考语文经典现代文阅读《访沈园》---郭沫若

　　一

　　绍兴的沈园，是南宋诗人陆游写《钗头凤》的地方。当年着名的林园，其中一部分已经辟为“陆游纪念室”。

　　二

　　《钗头凤》的故事，是陆游生活中的悲剧。他在二十岁时曾经和他的表妹唐琬（蕙仙）结婚，伉俪甚笃。但不幸唐琬为陆母所不喜，二人被迫离析。

　　十余年后，唐琬已改嫁赵家，陆游也已另娶王氏。一日，陆游往游沈园，无心之间与唐琬及其后夫赵士程相遇。陆即未忘前盟，唐亦心念旧欢。唐劝其后夫遣家童送陆酒肴以致意。陆不胜悲痛，因题《钗头凤》一词于壁。其词云：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词为唐琬所见，她还有和词，有“病魂常似秋千索”，“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等语。和词韵不甚谐，或许是好事者所托。但唐终抑郁成病，至于夭折。我想，她的早死，赵士程是不能没有责任的。

　　四十年后，陆游已经七十五岁了。曾梦游沈园，更深沉地触动了他的隐痛。他又写了两首很哀惋的七绝，题目就叫《沈园》。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这是《钗头凤》故事的全部，是很动人的一幕悲剧。

　　三

　　十月二十七日我到了绍兴，留宿了两夜。凡是应该参观的地方，大都去过了。二十九日，我要离开绍兴了。清早，争取时间，去访问了沈园。

　　在陆游生前已经是“非复旧池台”的沈园，今天更完全改变了面貌。我所看到的是一片田圃。有一家旧了的平常院落，在左侧的门楣挂着一个两尺多长的牌子，上面写着“陆游纪念室外（沈阳）”字样。

　　大门是开着的，我进去看了。里面似乎住着好几家人。只在不大的正中的厅堂上陈列着有关陆游的文物。有陆游浮雕像章的拓本，有陆游着作的木板印本，有当年的沈园图，有近年在平江水库工地上发现的陆游第四子陆子坦夫妇的圹记，等等。我跑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又连忙走出来了。

　　向导的同志告诉我：“在田圃中有一个葫芦形的小池和一个大的方池是当年沈园的故物。”

　　我走到有些树木掩荫着的葫芦池边去看了一下，一池都是苔藻。池边有些高低不平的土堆，据说是当年的假山。大方池也远远望了一下，水量看来是丰富的，周围是稻田。

　　待我回转身时，一位中年妇人，看样子好象是中学教师，身材不高，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向我走来。

　　她把书递给我说：“我就是沈家的后人，这本书送给你。”

　　我接过来看时，是齐治平着的《陆游》，中华书局出版。我连忙向她致谢。

　　她又自我介绍地说：“老母亲病了，我是从上海赶回来的。”

　　“令堂的病不严重吧？”我问了她。

　　“幸好，已经平复了。”

　　正在这样说着，斜对面从菜园地里又走来了一位青年，穿着黄色军装。赠书者为我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他是从南京赶回来的。”

　　我上前去和他握了手。想到同志们在招待处等我去吃早饭，吃了早饭便得赶快动身，因此我便匆匆忙忙地告了别。

　　这是我访问沈园时出乎意外的一段插话。

　　四

　　这段插话似乎颇有诗意。但它横在我的心中，老是使我不安。我走得太匆忙了，忘记问清楚那母子两人的姓名和住址。

　　我接受了别人的礼物，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来回答，就好象欠了一笔债的一样。

　　《陆游》这个小册子，在我的旅行箧里放着，我偶尔取出翻阅，一想到《钗头凤》的调子，也酝酿了一首词来：

　　“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秋风袅，晨光好，满畦蔬菜，一池萍藻。草，草，草，沈家后，人情厚，《陆游》一册蒙相授。来归宁，为亲病。病例情何似？医疗有庆。幸，幸，幸。”

　　的确，“满城春色宫墙柳”的影象是看不见了。但除“满畦蔬菜，一池萍藻”之外，我还看见了一些树木，特别是有两株新载重的杨柳。

　　陆游和唐琬是和封建社会搏斗过的人。他们的一生是悲剧，但他们是胜利者。封建社会在今天已经被根推翻了，而他们的优美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沈园变成了田圃，在今天看来，不是零落，而是蜕变。世界改造了，昨天的富室林园变成了今天的人民田圃。今天的“陆游纪念室”还只是细胞，明天的“陆游纪念室”会发展成为更美丽的池台——人民的池台。

　　陆游有知，如果他今天再到沈园来，他决不会伤心落泪，而是会引吭高歌的。他会看到桥下的“惊鸿照影”——那唐琬的影子，真象飞鸿一样，永远在高空中飞翔。

　　作者简介：郭沫若（1892-1978）现代着名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乐山县人。194年赴日本留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至1920年之交，创作了诗集《女神》，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1年回国后，与郁达夫、成仿吾成立了着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从事新文学运动。1926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北伐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流亡日本，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在为期十年里，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爆发后回国，相继写下了《屈原》、《虎符》等多部历史剧，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抗战胜利后，一直站在民主运动前列。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等多种职务，但仍积极着述，发挥了他的多方面特长，一直被誉为史学界、文艺界的杰出战士。

　　摘自：1962年月12月9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