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进中学:成都的陕北公学
“这里是当年的图书馆、实验室、教师宿舍……”6月21日,成都市西胜街18号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里,从小在这里长大,鬓角已有些白发的电教老师李云川带着记者在学校转了一圈,娓娓道来。这里曾是革命时期我党在成都的活动据点之一,有“红色学校”、“成都的陕北公学”的美称。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在这里
1921年的四川,马列主义已经开始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等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在成都已经可以买到。
这年1月,有两个年轻人怀着追求真理的热情从高县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成都,插班到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成都市树德协进中学的前身)学习,他们,便是年轻的李硕勋、阳翰笙。来到成都后不久,他俩认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成都的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推行新文化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李硕勋初步树立了社会主义信念,并与各校进步学生联系,计划按照《新青年》发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的宗旨,酝酿建立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先是和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社联系,后来又和革命先驱恽代英联系上。
1921年夏,时任校学生会主席李硕勋、校学生会副主席阳翰笙以及童庸生等进步同学在成都锦江边的望江楼上开会,正式创立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改称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李硕勋任青年团四川支部干事,阳翰笙任省立一中团支部书记。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推动了学生联合会的活动迅速发展。
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迅速组织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斗争。第一场斗争是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那时,四川军阀把教育经费移作军费,派军队驻在学校,迫使不少学校停学。
1922年,在王右木同志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李硕勋与阳翰笙带领省立一中的学生勇敢地参加了四川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四川军阀对这次学生运动,十分恐惧,残酷镇压,下令撤销了30多所学校校长的职务,免去了一批进步教师之职。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的万丈怒火,为此,四川省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择师运动”学潮。
“择师运动”源起省立一中。反动军阀认为时任省立一中校长陈正刚镇压学生运动不力,于是下令撤销其校长职务,并委派军阀亲信严恭寅任职。学校学生会负责人李硕勋、阳翰笙等发动学生反对军阀的卑劣行为。他们建立同学会,发行进步刊物《四川一中半月刊》,并与余屏藩、陈真、王国彰、孙贤等人亲赴省政府,同军阀官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由李硕勋、阳翰笙和余屏藩等学生会骨干在学校掀起的“择师运动”迅速波及全省,引起四川军阀的异常恐慌。反动当局以武力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1922年11月,在恽代英同志的帮助下,李硕勋、阳翰笙等六位学生从学校后门经过包家巷,来到锦江边,坐船撤离成都,东下重庆。
1928年,反动当局强行下令解散省立一中,部队进驻学校。
革命火种熊熊燃烧
学校解散了,但革命的火种却没有被扑灭。
1933年,川军革命将领张志和(国民党陆军24军师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政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川军爱国将领陈离(曾任国民党陆军28军师长、成都市市长,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中央水利部副部长)等在省立一中校址上,发起创办协进中学。
这年4月10日,他们召开筹备会,组成校董事会,推选了张志和为董事长,同时拟定校名为“协进中学”,其意为“协同一致,努力推进”,并取《论语》里讲的“智、勇、诚、朴”为校训。8月1日,协进中学正式成立,开始招收高、初中学生,9月1日开学。1939年6月,为避免日寇空袭,学校疏散到新繁龙藏寺,1943年春迁回成都。
1937年10月,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协进中学教员和学生中分别建立了党支部。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由于有了党的组织领导,从1938年起,协进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进入高潮。1938年上期结束时,党的组织已发展到各个年级,党员增加到40人左右,1938年下期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1939年初,学生党员发展到80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成都活动的一个据点,对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宣传抗日救亡,开展爱国民主活动和培养革命干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被当时社会人士称为“红色学校”、“成都陕北公学”、“人民阵线的根据地”。
这个时段的协进中学,有不少革命仁人志士在这里任教,其中,便包括了十二桥革命烈士杨伯恺。
1937年底,杨伯恺回到成都后,应陈离的聘请,担任协进中学教务主任。他平时对学生晓以民族大义,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视协进中学为陕北公学第二,对杨伯恺非常嫉恨,不断给以讹诈威胁。1940年3月,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国民党特务机关借此造谣,说是共产党利用春荒,煽起饥民暴动,一时间,黑云压城。杨伯恺不得不辞去协进中学职务,避居外西土桥。
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到1941年皖南事变,曾在成都协进中学受到锻炼的一百多名党员,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分别被输送到延安或敌后抗日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解放区的教员有十几人,学生约七八十人。他们当中大多数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和洗礼,先后担任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