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2年京包铁路通车，包头就被人们称做“水旱码头”，西北的农产品和畜产品多从这儿集散，京津的工业品又从这儿运送到内蒙古西部的农业区和畜牧区去。最适合说明当时的经济特点是所谓“皮毛一动百业兴”。据历史统计材料：公元1936年包头上市的绒毛达两千多万斤，皮张上市数目也很大。

　　包头附近盛产大米、小麦、莅麦、糜子、土豆等粮食和甜菜、油料等经济作物，附近的乌兰察布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年年繁殖大批牛、马、羊、骆驼，地下蕴藏着煤、铁、石棉和云母等大量矿物。

　　过去有个想实现孙中山主义的任君，曾在包头附近试办过“新农试验场”。据说他的政治理想首先是通过新村把农民组织起来，做到由自养到自卫，再由自卫到自治。最高的理想，是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并本节制资本的主张，田产不许买卖及抵押。

　　冯玉祥将军驻军在此时，也曾计划建设一处城区，分商业区、住宅区和农业区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建立两个惟利是图的工厂，修过一条从包头到石拐沟煤矿的铁路，后又在公元1945年拆毁。

　　包头人民曾有过一个城市居民起码的愿望，在国民党统治年代捐献出两万银元，想在城区修条下水道，结果大部分银元流到了国民党贪官污吏的囊中。每年一到雨季，山洪依旧侵入市区，几条大街变成河流。

　　无论新村运动的理想，将军的计划，日本人的如意算盘，都丝毫没有改变包头地方落后贫穷的现实。

　　现在，包头中等学校的学生比公元1949年以前增加八倍，共有一万二千四百多人，七个由各厂矿经办的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尚未计算在内。小学校由公元1949年的二十四所增加到八十所了。几年来，有七万人参加了扫除文盲的学习。五十人以上的基层工会都有图书馆，全市有五个公共文化馆。第三文化馆的管理员告诉我，他那儿的藏书快到一万册。《包头日报》日销四千多份。影剧院由解放前的两个增加到七个，工人文化宫除经常放映电影，并有了规模较大的业余京剧团。医院的病床比1949年前增加三十五倍多，第一工人疗养院今年四月开始接待不传染的各种慢性病人，各厂矿还有疗养所三十六个。

　　1934年我国有一位学者到包头旅行，看到此地文化落后，忧郁地“觉得很气闷”。如果这位学者现在来旧地重游，他的心情一定会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