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归来的踏实感却转瞬即逝。我发现，与亲友们的谈话进行得艰难，好像几十年的沧桑用几句话就说完了，总是我问得多，他们答得简短，或者简直就是“嗯”、“啊”、“对着呢”、“好得很”之类。常出现冷场，大家都憨笑着。饭菜端上来了，“陇南春”斟满了酒杯，似乎一个小高潮又掀起了。大家尽量热情地向我这“北京稀客”敬酒，“满上”，“再满上”，“干了”的吆喝声打破了沉闷。但是，我又发现，每当举杯喝酒时，我是主角，我存在，一旦酒杯落下，酒酣耳热的亲友就无形中把我撇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谈论谁家的媳妇打公公，谁谁到兰州办货去了，谁谁谁一怒之下到青海去了。大概估计我也听不懂，连看都不看我，这时我非但不是主角，连配角也不是，甚至不存在了。我荒诞地想，我跑了几千里，莫非专为喝几杯喝而来，好像我的任务就是喝酒。啊，难道独在异乡的“稀客”，才是我的真面目吗？

　　侄女改兰早先来过北京，我们就谈得多些。她也是我隐约觉得要找寻的人中的一个。这三十岁刚出头的小媳妇，耳坠、戒指、项链都戴全了，黄金把她黑葡萄似的俊脸映衬得格外动人。别看她打扮上追逐时髦，其实性极憨厚。她最怕城里伶牙俐齿的女售货员，得了恐惧症，每次买衣服由于心怯总买错尺码，只好送人了事。春节上火车上明令禁带烟火，她全然不知，大模大样地扛着花炮竹上车，结果给抓了典型，闹得一车人捧腹大笑。有一次她赶集时钱包被偷，不知回来如何交待，就怯生生地对丈夫世仓试探说：“嗨，今天集上丢钱包的人多得很哪。”世仓翻着眼说：“咱的钱包没丢就对了，说啥哩。”她于是不得不拖着哭腔说：“哎，咱的钱包也丢了。”一时传为笑谈。俗话说，傻人有傻福，“瓜（傻）娃子头上有青天”，尽管她傻乎乎的，命运竟强似众姐妹。她学过织毛衣的技术，前几年政策活了，她大胆买来几台机器，就发起来了，产品销行西北五省。她生性善良，出手大方，乐于资助兄妹，就并不遭人嫉妒。我望着眼前这健壮的少妇，无论如何难以与当年卖到北山当童养媳，又逃回来，被她母亲用柴火抽得满院滚的黑瘦丫头联系起来。

　　不过，她清澈的黑眼睛里似有空落、愁闷的意绪。她征求我的意见，说到市针织厂当个女工怎么样？我说，那你可就没那多钱好挣喽。她说，我不管钱不钱，现在整天圈在家里，急挖挖的，人快成织毛衣的机器了，有啥意思。她说，她攒了钱，要去看大海，要到南方转转。她的血管里有我们家族的遗伟，跟我一样，也是个不安分、喜冒险的家伙。她的想法，未尝不同时反映着一种属于未来的东西吧。

　　我还要去找寻此行欲找寻的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属于过去，已沉埋地下几十年了，他就是我的父亲。提起他，我就想起了坟院。昔日的坟院，松柏森森，坟冢累累，是个神秘，幽静，肃穆的所在。不管我走到哪里，如何一日日的老去，那一团风景常悬在心中，似斩不断的生命根系的图画。现在哪里还有昔日的踪迹？我三岁那年，戴过学，跪过、哭过、祭奠过的地方又在哪里？只见开旷的场地上，矗立着一排排青砖小楼，据说这一片集中了近年来致富的人家。我们凭借几棵老树，才大略确定了父亲坟茔的方位。那多半只是一种推测。二哥烧起了冥纸，大家皆屏息竦立着，默默无语，各想心事。我想，这是否正是地下与地上，亡灵与生灵默契交谈的时刻？关于这个“人”的故事太长了，难以尽述，只想说，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乡土知识分子，他曾经幻想过也努力过改造乡土社会，现在他的坟头虽然平了，但平地上终究起了新的建筑，新的生活，想来他不会怨人的后代儿孙吧，说不定他还会感到真正的欣慰呢。

　　晚雾悄悄地升起来了，我们也该回县城了。吉普开到河边时，我很想看到鹭鸶。那是一种长着细细的腿，长长的颈的极可爱的大水鸟，幼时常见它们从冬至春成群地在河滩散步，孩子们即使挨近它们，它们也从容自若，并不惊飞。怎么现在连一只也没有了？天宝倒随口说出了一句让我吃惊的话。他说：以前的好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又有了许多以前没有的东西。是啊，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我这次的还乡，究竟是失望，还是充实，说不清楚，只是隐隐想到，人是一种喜欢飘浮的动物，在人的灵魂中必有一种随时要飞的物质，压力来时，人可以坚实地踏在大地上，压力一去，又会飘飘然，结果招致更大的压力，如此循环，以至生命的终结，而我的还乡，终究起到了一点施压和清醒的作用。一切都被时间卷去了，再也难以找回当年的感觉；但又并非一切都被卷走，当我们承认世界和人生的有限性时，我们才会备感某些情感的珍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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